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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討論何為“最早的中國”，大都繞不開偃師二里頭。不過有學者認為，文化意義上“最早的中國”遠早於二里頭時期。但如果對“國家”這一概念取一種平實的理解，筆者贊同將“最早的中國”指向二里頭。正是二里頭青銅生產所昭示的禮儀制度性走向，並經商周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不同於世界其他青銅文明的特色。我們知道，仰韶文化中已有黃銅製品，晉南陶寺遺址也發現有銅鈴等器物，但這些地點都沒有成為中國青銅時代揭幕之地。對此筆者曾提出“‘河南’何以為中國青銅文明之母”的問題，並作了初步討論。新近考古工作取得的進展和發表的資料，啓迪我們繼續思考世界古老文化之林中二里頭青銅文化的特性、中國青銅時代為何歷史性地選擇在河洛之間揭開大幕，以及黃河流域早期金屬文明的起源及其發展進程中的外部聯繫等論題。

一、跨文化視域下的二里頭青銅文化

人類世界體系形成於何時？有學者以舊大陸西部各古代文明的文化聯繫為根據，提出早在5000年前世界體系已開始形成。但舊大陸西部是一個有限的地域概念，難以承載“世界體系”的內涵。對此，張弛認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體系早在青銅時代就已經邁出其全球化的腳步。他所説的“青銅時代”是全球意義上的時間框架，歐亞大陸各古代文明被置於這一時間框架中審視：“以考古學定義的青銅時代全球化是指歐亞大陸在青銅時代出現的包括技術和觀念在內的廣泛的文化交流和人羣流動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社會變化。”新疆北部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是受阿凡納切沃文化影響產生的，不能作為中國青銅時代的開始。龍山—二里頭時期，從中原地區經甘青向西至新疆的絲綢之路上發現的定居聚落，可以作為“穩定的青銅時代全球化形成的標誌”。

通過比較中原地區與西北地區出土的銅器數量，張弛認為“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無疑形成了當地的冶銅業體系，但相關遺物的發現卻遠不如西北地區的數量多”，而從新疆東部一直到燕遼地區所見的銅器，均與草原地帶的賽依瑪—圖爾賓諾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有關。

全球史的宏大敍事，本質上是更廣地域的跨文化觀照，需要更多細節的觀察與確定。巫鴻曾用“紀念碑性”這一帶有濃厚西方學術色彩的詞來闡釋中國青銅禮器的意義：在西方，這一概念原指埃及金字塔、希臘雅典衞城、羅馬萬神殿這一類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宗教性和紀念性的建構”，中國青銅禮器則“以其特殊的視覺和物質形式強化了當時的權力概念，成為最有威力的宗教、禮儀和社會地位的象徵”。巫鴻進一步發問，為何古代中國與西方不同，沒有用青銅去製造農具等以提高生產效率？可見，同樣作為“可攜性”器物，中國的青銅禮器與歐洲青銅文明中金屬生產工具在功能用途上也不相同。

巫鴻《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

在世界其他青銅文明中，最具紀念碑性的器物不是青銅製品，正説明用青銅來定義一個時代，在中國的場合其意義更為豐足；同時也説明，只用銅器數量來作青銅文明的跨文化比較是存在問題的。但目前來看，這一做法又較為常見。基於田野發掘工作統計及發掘報告出土器物表格數字形成的解讀習慣定式，在比較性質相近的考古學文化時很便利，但在探索中國青銅文明起源這類複雜問題時卻容易流於簡單化。試想一下，二里頭一件小型青銅容器所用材料就能製造大量的箭鏃、耳飾、小刀，更遑論二里頭已開創性地使用複雜的泥範組合方法鑄造青銅器；而同時期西北地區出土銅器較多的四壩文化中，青銅製品主要是小件的飾品和工具，技術也一直停留在錘鍛成型和雙合範鑄造的初級水平。可見，數量上的優勢並不能作為技術優勢的評判依據。

今天，無論是在大英博物館還是在大都會博物館，參觀者在觀察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希臘羅馬等古代文明的小型工具、兵器、裝飾品以及鍛打成型的器皿等銅製品時，如將其與古代中國造型複雜、體量龐大的青銅器進行對比，一定也會產生強烈的反差。歐洲在青銅生產技術上主要使用失蠟法制作神像或人像，後來則走上了製作純粹美術品的道路；中國則普遍採用複雜的泥範組合方法大量鑄造青銅禮器，以滿足建立和鞏固國家權力及社會秩序的需求。

二、“何以河南”：豫西青銅金屬資源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圍繞二里頭文化是不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都，學術界爭論激烈。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定名為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並沒有給這一爭論畫上句號，而是推動其進入新的高潮。李伯謙呼籲到考古發現中去尋找大禹、尋找夏朝，代表了主流觀點。文獻傳説中關於夏代乃至五帝時代的大事件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各種論説精彩紛呈。這一爭論很可能要長期持續下去，因為很難從考古發現中獲得所有人都認同的證據（例如文字），並在認識上取得一致。安陽的考古發現特別是殷墟甲骨文，為商朝的存在提供了確鑿證據。但如何證明夏朝的存在，仍需回顧已有成果並開拓新路徑。

將二里頭文化看作中國最早出現的國家形態，進而探索早期國家的形成之路，是向考古學本題的迴歸。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通向早期國家之路》一書，嘗試解答中國最早的青銅王朝為何在中原地區產生這一重大問題。作為其邏輯起點的兩項認知——二里頭文化是中國最早的國家形態的考古學文化，以及將新砦期文化看作龍山文化邁向二里頭文化的過渡期——也是學術界逐漸形成的共識。如此，二里頭所在的洛陽盆地和新砦文化所在的嵩山地區，即構成探索中原地區國家起源的核心區域。劉莉比較晉南、山東日照地區和河南中部聚落系統的演化，在地理上開放或封閉的程度差異，聚落集團之間的競爭強弱以及戰爭因素等，從多個維度展開分析，最終歸結到二里頭國家的形成這一邏輯終點。對此，陳星燦指出：“新砦文化怎樣轉變為二里頭文化（中心在洛陽盆地），換言之，二里頭國家的具體發生過程，仍然若明若暗。”最為關鍵的是，既然地理上相對開放的河南中部地區更易於國家的產生，為何發生由嵩山南部向半封閉的伊洛地區的移行，並在二里頭形成最早的國家形態？

二里頭最早國家的誕生與中國青銅時代序幕的揭開，在時空座標上剛好重合，二者成為一種歷史同構。因此，“何以河南”之問，不僅問題本身，也包括其解答，便有了雙重意義。在探索最早國家形成之路的同時，我們還可以考慮從中國青銅時代的揭幕為何選擇二里頭來進行探索。

目前已有研究中，考古、年代、地理、氣候等方面的資料多已受到重視，但青銅金屬資源與二里頭國家形成的關係，還需要更多關注。關於中國青銅時代的金屬資源產地，研究者注意到黃河北岸的晉南，以及更遠一些的鄂贛，甚至遼西，而二里頭所在的豫西地區，反而很少受到關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啓動以來，在晉南、河西、遼西以及長江中下游四個區域內，大凡屬於夏商周時期的青銅礦冶遺址都得到了調查，據説總數達數百處。但豫西並不在調查計劃之內，也未見實質性調查研究成果。張光直在討論三代為何遷都時，強調青銅器和青銅原料的重要意義，認為三代不斷遷都其實是為了尋找銅錫礦藏。筆者對此曾作討論。遷都事關重大，比起就近開採銅錫，遷都的政治成本可能更高，並且這一説法的預設前提是三代主要銅錫產地都在中原地區，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豫西地區的銅礦規模固然不及中條山，但滿足早期規模不大的青銅生產沒有問題。而且，由於晉南西吳壁遺址的發現，揭示出二里頭也有能力利用中條山地區的銅資源。豫西地區金屬資源的優勢在於，除小型銅礦外，更有較為豐富的鉛、錫礦。

二里頭銅鈴（中國考古博物館藏）

對於古代青銅生產而言，錫比銅和鉛都要重要。中國北方錫礦不多，主要是在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區。曾有研究者主張商代青銅工業所用的錫為河南本地所產，但河南一直以來未能發現錫礦，直到2015年才在盧氏縣獅子坪—瓦窯溝一帶發現了共生錫礦，此後又在洛寧、盧氏、汝陽、嵩縣等地發現四個錫礦找礦遠景區，並且幾乎都是多金屬礦集區，例如洛寧鐵爐坪，除錫礦外也有銅礦和鉛礦。

1984年，河南地質工作者在對1:20萬重砂異常區進行檢查評價時，在自然重砂測量中發現粒狀銅錫合金的人工冶煉遺物，也應得到重新審視。筆者曾提出，二里頭文化晚期開採的銅礦或與同時期的鉛礦產地在同一地區，不過錫礦產地則尚未發現直接線索。河南地質礦產領域的這些新進展為我們深入思考並解答二里頭早期青銅冶煉和鑄造的關鍵環節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證據。二里頭青銅產業初期所需銅、鉛、錫的產地都應在豫西地區，這正是二里頭歷史性地被選擇為最早青銅國家所在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張光直關於青銅資源的見解，或許更適用於青銅時代早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近幾年在豫西、豫西南一帶展開調查研究，發現直到商代殷墟時期，仍然在開採利用豫西鉛礦，但銅、錫主產地應該已經不在這裏。另外，入選201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山西絳縣西吳壁冶銅遺址，年代早至二里頭時期，説明晉南也是二里頭青銅原料來源地。二里頭青銅器的鉛同位素分析結果表明，二里頭文化晚期可能與黃河下游地區存在聯繫。此外，在安徽肥西大墩孜和三官廟遺址也發現了二里頭式單扉銅鈴和青銅兵器等，那麼二里頭青銅業的生產鏈條是否已經延伸到這些地區，尚需進一步研究。

三、金屬資源考古：從“銅礦物試驗期”到“銅合金試驗期”

豫西地區青銅金屬資源探索取得初步進展，是我們長期堅持金屬資源考古研究的收穫。白雲翔將中國早期銅器的發現區域劃分為西北、北方、海岱和中原四個地區，其中中原地區的金屬遺物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時期姜寨遺址的黃銅製品，黃銅製品在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也有發現。早期黃銅製品應來自鋅孔雀石一類具有特殊形狀和豔麗色彩的含鋅銅礦物，屬於中原地區早期“銅礦物試驗期”的產品，不能作為“銅鋅（合金）試驗期”的證據。20世紀80年代，冶金研究者曾進行模擬實驗，用孔雀石和菱鋅礦混合進行冶煉，最終得到黃銅。後來的模擬實驗增加紅銅和菱鋅礦混合，得到和姜寨黃銅片成分相近的結果。這些模擬設計都很精細，但仰韶黃銅是否如此冶煉而成仍有疑問。